天天看熱訊：提倡消費是故意誤導中國？與林毅夫先生商榷

我國目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已經超過美國和歐盟27國總和，達到畸高地步，每年投資過剩至少10-20萬億，而居民消費率在全世界開放經濟體中又是最低的。所以，壓縮投資，削減不必要產能，增加GDP中的居民收入比重，鼓勵消費，才是刺激經濟增長的正道坦途。

前兩天看到網上流傳的一段林毅夫教授接受鳳凰衛視專訪的視頻，對于目前的經濟刺激政策，林毅夫教授認為，不少經濟學家主張，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應該向消費拉動轉型，這種觀點不是不懂經濟，就是故意誤導中國。

【資料圖】

筆者擔心這沒有完整呈現林毅夫教授的觀點，又找來接受采訪全文，的確如此，林教授的完整觀點大致如下：

第一，經濟發展根本是靠投資，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不是吃出來的，不是消費出來的，而是投資出來的；

第二，提倡消費有可能導致家庭儲蓄耗光，像歐洲、美國那樣產生家庭債務危機，進而引發金融危機，提升消費也只能走投資驅動的道路；

第三，最早提出中國應該轉型為消費驅動的是美國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這是他們出于自己利益，進行的一種政治化炒作，觀點經不起推敲。

目前，也并非只有林教授持有這種觀點，社會上相當一部分人認為經濟需要繼續走投資驅動的路子，而不是消費驅動，消費驅動是西方發展模式，不適合中國國情，投資才是中國現代化的獨家靈丹妙藥。

事實果真如此嗎？不可否認，林毅夫教授對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研究有很多獨到見解，做出了巨大貢獻，筆者僅就他接受鳳凰衛視采訪中表達的這個觀點，結合近幾年經濟實際運營情況，試與林教授及經濟學界同仁探討。

1. 投資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越來越低，投資驅動發展模式弊病越來越嚴重

林毅夫教授重視投資對生產的拉動作用是有道理的，很多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曾經借助固定資產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具有時效性，但并不是說什么時候都是一投就靈，甚至過度依賴是有害的，否則作為現代經濟學發源地的西方，不會在經濟停滯的時候，放著這么好的工具不用。

在我國當下工業化完成之后，投資的邊際效應已經大大降低。2003年到2021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從4.43萬億增加到55.29萬億，增加了近11.5倍，而GDP只增加了7.3倍，這意味著2021年的投資拉動率僅為2003年的63%左右。通過增加固定資產投資來實現經濟高速發展越來越難了。

我們還應該看到，雖然經濟市場化以后，我國國民經濟中的投資比雖然有所下降，但是在全球中大型經濟體中仍是最高的，近20年平均水平約43%，去年更是達到50.1%為歷史最高峰，而歐盟和美國在21%左右，日本在23%左右，俄羅斯在18%左右，印度也只在30%左右。就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來講， 我國2022年達到9.02萬億美元，大約相當于全球固定資本形成額的35%，或者超過美國（4.94萬億）和歐盟27國（3.78萬億）的總和。

我國投資主要集中在基建、地產和制造業方面，這三個領域GDP占比僅為35%，卻吸納了60%以上的基礎設施投資，其實每年已經有10-20萬億的過剩；即便是投資薄弱的服務業領域，寫字樓、商業街、景區等基礎設施配套也是嚴重過剩。未來固定資產投資即便是維持目前5%的增長速度，到2032年也將會達到100萬億以上，屆時可能會超過所其他國家固定資產投資的總和。所以，現在各行業都不需要那么多的固定資產投資，如果繼續強調投資，將進一步扭曲各生產要素之間的關系。

（過去十年基礎設施建設過量，很多城市寫字樓空置已經達到30%以上）

長期依賴固定資產投資驅動經濟發展，還會帶來一系列嚴重問題，從根本削弱經濟長期增長能力，目前比較突出的有：引發貨幣超發，推高資產價格，增加企業運營成本和人民生活成本，妨礙中小企業的成長；投資產生的利益被少數人享有，擴大貧富差距；擠壓勞動報酬分配比，妨礙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

很明顯，到了目前發展階段，依靠投資拉動帶來的問題，已經遠遠比它帶來的好處多。我國經濟的很多致命性問題，都與過分依賴投資而輕消費有關。

2. 消費才是第一生產力，消費對經濟拉動作用遠遠大于投資/生產

林毅夫教授推崇投資，而不認可消費，其實這背后有個潛在邏輯，那就是認為投資才是創造性的、積極性的，而消費不具有創造性。甚至一些人將消費與消耗、浪費掛鉤，這其實都是扭曲了消費的價值。也有人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講生產決定消費嗎？所以說消費只是次要的，我們無需過多重視，投資才是主要的，我們應該無限發揚光大的。這種觀點毋寧說是蘇聯政治經濟學邏輯下對馬克思本人經濟觀點的一種曲解。

其實馬克思在講生產的意義同時，也一直在論述消費的意義，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及“導言”中一直在強調生產與消費的統一性，他還說：“消費完成生產行為”，“ 只是在消費中，產品才成為現實的產品”。后來，他在《資本論》中進一步把從產品到消費的過程，形容是是“ 驚險的跳躍”，這樣產品才具有了價值，生產才實現了其意義。他還曾形象地比喻，一條鐵路，如果沒有通車，不被磨損，不被消費，它就不是現實的鐵路。難道這不是對我國當下產能過剩諷刺嗎？

所以，從整個經濟活動過程的角度講，消費是經濟閉環的終點，是生產的目的， 如果沒有消費，那很可能是制造無意義的投資/生產。只談投資/生產，而貶低消費，是無法從根本上促進經濟發展的，蘇聯是最好的教訓。

從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情況來講，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大于投資/生產更是事實：

第一, 消費所帶動的產業面和鏈條長度，遠遠大于投資，所以，消費不僅僅是消耗、支出，而是對整個經濟鏈條都產生刺激和拉動作用，反而投資很難做到這樣；

第二，從關鍵的促進技術創新角度來講，固定資產投資帶動的多數是建材、鋼鐵、機械等技術迭代慢的行業，很難會促進產生社會技術革命，而消費帶動的則是電子、通信、汽車、精細化工等高技術密度和管理要求的行業，會極大促進技術和管理創新；

第三，從就業角度講， 增加投資未必可以增加就業，雖然2011年至今工業投資增加了1倍，但是就業總量反倒減少了1500多萬，這些年就業崗位增加都是消費和第三產業發展帶來的，這期間大約增加了8500萬。

（珠三角發達的夜市：一個地方經濟活力是由消費決定的，而不是固定資產投資決定的。圖片來源：南方都市報）

從總體講，根據李迅雷等經濟學家的研究，固定資產投資乘數效應僅為1.06，而消費的乘數效應可以達到2.5左右。二者乘數效應具體差，雖有待于經濟學家進一步測算，但是在一個城市，我們投資100億用于建房子對經濟產生的刺激效應，遠遠不如發放100億消費券大，這是顯而易見的。

再以北京、天津兩個臨近直轄市為例，2021年，天津的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是北京的近4倍，而人均消費額只是北京70%左右，重投資并沒有給天津帶來高增長，反而經濟活力遠遠不如北京。所以說，增加投資更重要，但是拉動消費更重要?？梢院芸隙ǖ刂v， 經濟的發展、生產力的提高更大程度上，是消費出來的，而不是投資出來的，消費才是現代經濟的第一生產力。

3. 走投資驅動發展道路，很難帶來消費水平的提高，只有壓縮不必要投資，增加居民收入的GDP分配占比，才能從根本上提升消費

談到如何提升消費，林毅夫教授認為，只有增加投資，驅動經濟發展，才能提高老百姓收入，也才能刺激消費；如果走消費驅動，那有可能像歐美那樣，會增加家庭債務，甚至引發金融危機。言外之意，只有走投資驅動發展模式，才能提升消費，而消費驅動模式不具有可持續性，并且風險很多。

不可否認林教授的提醒是充滿善意的，但是從實際上講，在投資驅動模式下，投資的增加，不僅制造的往往是無效產能，無法帶來生產發展和人民收入增加，反而會嚴重影響個人收入增加和消費增長。

首先表現在，投資過多會擠壓國民收入中的分配占比。2021年，我國居民工資性收入僅占GDP的24.2%（27.7萬億V.S.114.37萬億），而美國達到56.9%（13.77萬億美元V.S.22.99萬億美元），歐盟也在48%左右，與我國發展水平一些相當的國家，比如智利、墨西哥也都在40%左右。我國社保支出的GDP占比也是中大型經濟體中最低的，2021年僅為2.9%，而OECD的38國平均則達到20%。

（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額的GDP占比，都是全球開放經濟體中最低的，不僅落后于發達國家，也落后于發展中國家。圖片來源：中泰證券研究所）

由此導致我國的居民消費率也是全球最低的，2020年僅為38%，遠遠落后于美國的69%，也低于日本、俄羅斯、印度50%左右的水平。

此外，我們還應該看到，在投資驅動發展模式下，居民不得不增加固定資產（主要是房地產）投資，來實現財富的保值增值，從而抑制了其他方面的消費。最近幾年，我國商品房銷售總額維持在18萬億左右，這意味著購房支出占了我國居民消費總量的45%左右，而美國僅為14%左右，投資驅動帶來的房地產泡沫，已經是公認的抑制日常消費的元兇。

由此還導致，家庭債務大規模上升，就2021年數據來講，我國家庭房貸余額已經達到近40萬億，居民負債總額因此攀升到71.1萬億，這相當于全國居民年工資收入的2.56倍，而美國居民總負債為15.6萬億美元，只相當于全國居民年工資收入的1.13倍，中國家庭債務負擔是美國2倍以上。因此， 投資驅動模式有助于減少家庭負債，防范次貸危機也是個偽命題。

所以說，提升消費、減少家庭負債，還得從降低投資在國民經濟中占比，大幅增加工資支出和社保支出做起，這是一個繞不過的路，走其他“捷徑”已經被過去70年的經濟發展證明是不行的。

4. 側重消費拉動增長，是經濟轉型必由之路，并不是西方特色或西方陰謀

林毅夫教授認為消費驅動在中國做不到，因為這是西方舶來品，不適合中國國情。甚至一些民粹主義者，又引申為這是西方陰謀。但是我們從中國分省情況看，事實未必這樣，一些市場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省份早就實現了消費驅動，并且發展質量遠遠高于投資驅動的省份。

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歷年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占比分省排名來看，最低的是北京、上海、浙江、廣東，這四個省市都是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甚至北京、上海已經達到20%上下，與發達國家一致，而消費對GDP貢獻率超過60%，成為拉動經濟增長主要動力。而青海、廣西、貴州、云南、湖南、江西、吉林、河北等十多個省份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與GDP比值，已經超過90%，不乏一些省份超過100%，比如青海一度達到159%。

通過各省投資和消費拉動率對比，我們可以得到兩個結論：一是，消費拉動并不是西方社會所特有的，這種模式也完全符合我國國情，重投資、輕消費并不是一種特色或特殊經驗，而是經濟發展落后的表現；二是，從發展質量來看，投資率最低的京滬浙粵四個省市是最高的，經濟增長最穩定，財政情況最好，創新最有活力，反而那些依賴投資驅動的省份，債務嚴重，社會創新也做的很差。

所以說， 消費驅動型發展模式，就像市場經濟那樣，它不姓“資”，也不姓“社”，這是人類社會的一般規律，對它的討論批評不應該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從全國乃至全世界范圍來看，在工業化完成后，降低投資比重、增加消費比重，無疑是最有利于實現經濟轉型，培育持續增長動力的一種模式，貶低消費、鼓吹投資才值得人們警惕，畢竟我們過去在這方面吃的虧太多了！我國改革的初心就是改變過去那種重投資、輕消費的發展方式，當下情況下，越是經濟增長乏力，越應該警惕走以前的老路子。

以上僅為個人最近研究的一些感悟，觀點有認識不到位的地方，還請林毅夫教授及經濟學界同仁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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